天津市河道、水库供水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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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6号）

　　《上海市临港新城管理办法》已经2003年12月22日市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韩正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海市临港新城管理办法

（2003年1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6号发布）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规范临港新城的管理，促进临港新城的建设和发展，根据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有关政策，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区域）

　　上海临港新城（以下简称临港新城）由主城区、产业区和洋山深水港后方配套区等组成，东起南汇滨海，西至郊区环线（远东大道）及至南汇区与奉贤区界，北以大治河为界。

　　第三条 （发展方向）

　　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临港新城应当建成以现代装备制造业为核心，以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为基础，集先进制造、现代物流、研发服务、出口加工、教育培训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型海滨城区。

　　鼓励临港新城在行政管理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和创新，成为新兴产业和新兴行业的综合性试验区。

　　第四条 （管委会）

　　本市设立上海临港新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管委会是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依据本办法的委托行使如下职责：

　　（一）制订、修改、实施临港新城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和行政管理的具体规定；

　　（二）负责临港新城内投资项目、土地使用的审批；

　　（三）负责临港新城内基础设施和建设工程的行政管理；

　　（四）负责临港新城内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集成电路企业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认定；

　　（五）协调上海海关、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等行政管理部门对临港新城内企业的日常行政管理；

　　（六）负责为临港新城内企业提供指导和服务；

　　（七）完成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五条 （公共事务的管理）

　　管委会负责临港新城有关行政事务的归口管理。

　　除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事项外，本市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涉及对临港新城内的行政管理事项，应当征求管委会的意见。

　　管委会应当会同市工商局、市质量技监局、市财政局、市国家税务局、市地方税务局、市劳动保障局、市人事局、市公安局等行政管理部门和南汇区人民政府，在临港新城内设立相应机构，提供“一门式”服务，并履行相关的行政管理职责。

　　南汇区人民政府具体负责临港新城的财政、税务、工商、公安、劳动保障、文化、教育、卫生、市容环卫、民政、司法行政、计划生育及农村和社区等公共事务管理。

　　第六条 （规划）

　　临港新城总体规划的编制，应当根据国家和本市经济发展战略与城市总体规划，体现临港新城与洋山深水港联动发展的要求。

　　临港新城总体规划由市规划局会同管委会、南汇区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临港新城专业系统规划由管委会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经市规划局综合平衡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管委会应当根据本市经济发展战略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临港新城总体规划，会同南汇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临港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报市规划局审批后组织实施。

　　临港新城规划范围内的建设项目，由管委会按照经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负责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七条 （土地出让及管理）

　　管委会应当根据临港新城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土地储备方案，并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进行报批。南汇区人民政府通过与管委会联合组建的土地储备机构储备土地,并委托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公司)、上海港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城公司)进行前期成片开发和管理。

　　临港新城内企业、机构需要使用土地的，应当与发展公司、港城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并向管委会办理有关手续。

　　南汇区人民政府负责动迁管理。

　　第八条 （基础设施建设管理）

　　临港新城内道路交通、通讯、园林绿化、供水、污水处理、能源供应等城市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报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招标投标等日常工作，由管委会管理。

　　第九条 （建设工程管理）

　　临港新城内建设工程项目的报建、勘察、设计、施工招标投标等日常工作，由管委会管理，并负责监督抽查。

　　除大型安装工程外，临港新城内属于市管工程项目的质量、安全监督，由管委会管理，并负责监督抽查。

　　管委会应当将本条第一款、第二款中规定进行的建设工程审批管理的结果，报市建委备案。

　　第十条 （项目审批）

　　管委会对下列进入临港新城的外资项目进行审批、审核和确认，并报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一）审批属于国家鼓励类且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项目；

　　（二）审批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下的允许类项目；

　　（三）审批本条第(一)项和第（二）项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的变更。

　　管委会应当对进入临港新城的内资项目进行审批和管理，并将结果报本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企业的设立）

　　在临港新城内设立企业，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审批手续。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前置审批的事项，由本市有关部门实行集中办理，自受理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前置审批手续。

　　第十二条 （企业和项目认定）

　　临港新城内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集成电路企业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认定，由市科委、市信息委及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机构等委托管委会统一进行，实行“一门式”受理。管委会按照坚持认定标准和提高效率、简化程序、方便企业的原则开展认定工作，并将认定结果报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机构备案。

　　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机构对管委会的认定和发证工作进行监督；对不符合标准或者要求的认定结果，有权予以撤销。

　　第十三条 （优惠待遇）

　　在临港新城内的企业和项目，经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机构或者管委会认定，可以享受下列国家和本市有关的优惠政策：

　　（一）鼓励现代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及技术进步的各项优惠政策；

　　（二）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各项优惠政策；

　　（三）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各项优惠政策；

　　（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优惠政策；

　　（五）鼓励投资和改善投资环境的其他相关政策。

　　第十四条 （吸引人才和简化出国手续）

　　鼓励国内外专业人才到临港新城内从事工程建设、企业经营、科研项目开发和成果转化工作。引进人才可以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办理户籍或者《上海市居住证》。

　　简化临港新城内有关人员因公出国、出境的审批手续，对因业务需要经常出国、出境的人员，可以实行“一次审批、多次有效”的出国审批办法或者办理一定时期内多次往返香港、澳门的出境手续。

　　第十五条 （提供相关的服务）

　　管委会应当通过完善中介服务体系，为企业、机构提供人才、劳务、财务、会计、金融、保险、专利、法律、公证等各类中介服务。

　　管委会可以依法设立报关、报检等机构，为企业、机构提供对外贸易方面的服务。

　　第十六条 （评比活动）

　　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单位要求临港新城内企业参加评比活动,应当事先征求管委会的意见。

　　第十七条 （政务公开和投诉)

　　管委会应当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将涉及审批事项的依据、内容、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予以公示。

　　申请人要求管委会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管委会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临港新城内企业认为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行为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或者其应当享受的优惠待遇未落实的，可以向管委会投诉。

　　第十八条 (实施日期)

　　本办法自2004年2月1日起实施。


　　孝文帝太和改革以后，北魏国势进入极盛时期。北魏君主自诩为正统，垂法四海，遗泽流光之雄心益强。宣武帝元恪遵循太和改革的理论框架，热衷于制礼作乐。在对太和律加以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了北魏律定本——正始律，北魏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同时，通过全面、深入地将封建礼教与法律相结合，基本上完成了北魏法制的儒家化进程。
　　一、北魏律定本——正始律
　　太和年间的改革为推行举国一致遵行的封建道德规范做出了法制保障。太和年间制定的律令法典以及移风易俗措施，使封建意识形态深入基层。由于孝文帝及其后继者宣武帝等北魏帝王笃好儒家经典，大批博闻名儒因经术文史获得重用。帝王的提倡，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汉末以来少有的机遇，北朝教育空前蓬勃发展。宣武帝时，“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语）》。”“髦士盈朝，济济之美”。洛阳朝廷的官僚结构与昔日粗野不文已大相径庭。
　　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现行律令不够完备，精密，适用时尚有“疑舛”的缺陷显现出来。于是，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冬，宣武帝诏令制新律令，企图通过部分内容和文字的增删和调整，纠正北魏律的内部混乱，提高可操作性。
　　正始定律，由太师彭城王元勰领衔主持。他“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当时参与议律者大致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宗室诸王，他们参与议律，提高了议律的规格和权威性。第二类是现任或曾任司法、监察职务，富于司法实务经验的官员，他们的职业化程度高，可以提高立法反映和预测社会需求的准确性，提高立法质量，突出了制律令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第三类是中央文职官员，这些人儒学功底雄厚，参与议律令便于糅和礼法。正始律由这么一批名儒文士、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家、从政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僚，“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共同议定制成，其在礼法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迈前律，故有“永作通制”之言。
　　二、礼法结合思想的深化
　　1．尊长卑幼，夫权本位，北魏前期，朝廷重视举告犯罪，忽略亲属相隐。正始年间修律，明确加以矫正，有关亲属容隐的规定正式入律：“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窦瑗引经阐释其意，云“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也就是说，尊长纵有过恶，恩当容隐，卑幼若告，是蔑弃亲权，无人子之心，必须重惩以死刑。
　　家庭内父亲的家长权、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北魏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但若夫先葬在北，妇葬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北）葬”。若妻坟在北，夫死于洛，则“不得以尊就卑”还北，违者犯法。这一规定针对游牧民族宗法观念，宗法秩序相对淡漠，强制予以矫正。
2．贯彻执行身份罪责制，礼为法本，意味着行法必须遵循礼来别尊卑、辨上下，对不同身份的犯罪者异其罪责。正始律非常明确地强调君主及皇族之特别人格、贵族官僚之特殊地位；对于亲属之间相犯，注意分辨相互身份，保证依身份定其罪责。
　　（1）免官和官当细则的完善，在运用刑罚上优待官僚，自汉代就有削爵、免官之类以官和爵抵罪的方式，但多为权宜做法，尚未成为定制。在北魏前期，对于官僚犯罪，也有“以官爵除刑”的官当法，但较少运用。孝文帝改革以后，优免官僚的案例显著增加。到北魏后期，犯罪官吏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大多能藉罚赎、除名、削爵、免官、官当等途径逃避斧钺流徒实刑。皇族的地位特殊，法律规定，他们犯罪，按例削减刑罚等级：“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北魏还明确规定官爵折抵刑罚的方法：“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官当适用的主体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贵族，以及官阶在从第五品以上的官僚。他们犯罪，以官阶抵当二岁徒刑。免官者，三年后降先阶一等复叙。
　　以官爵折抵罪刑，有官爵完全当罪刑，也有免去所居官职，保留爵位，还有留官削爵。官职可以抵刑，爵位也可用于抵刑，但这两者也有不同，官阶代表职权大小，爵位指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收益的丰寡；官仅及本人，爵可传后嗣；官多由功得，爵可因亲封；有官未必有爵，有爵大抵有官。若以爵抵刑已尽，尊贵地位永坠；而免官三年可降阶复叙。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经过群臣讨论，世宗批准了以爵邑抵罪除名后的起复细则，大致内容为有爵者犯罪除名，官职爵位尽失，三年之后，可以各降本爵一等起复。最低爵（散）乡男，爵位已无可降，依其官品起复。
　　从北魏对以官、爵抵当罪刑的等级划分来看，既有晋律梁律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创造。它给犯罪官吏留下了重新入仕的门径，使他们的政治前途不至于轻易地被彻底断送。但北魏末期，官当的适用主体大大扩展，不再限于官品从第五品以上者。无官品、无禄恤的“中正”和官廷禁卫等流外勋人皆可以职当刑。特权滥施结果造成刑法威力锐减，吏治江河日下。
　　（2）“八议”制度化，北魏后期，处理八议中人犯罪，要“依律上议”，由有司开具其犯罪事实及所坐罪名，应议之状，凑请集议。然后据旨召集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评议犯罪人的罪与刑，议定奏裁。若所犯是常罪，通过评议即可获降减其刑的优待。故而请议不仅有提供从宽处罚机会的程序性的意义，也具有刑罚减等的实体性内容，说明“八议”已由过去的抽象的原则转变成为刚性的具体的制度。
　　贵族官僚具有特殊身份，其犯罪不经皇帝批准，不得逮捕。法司审问犯罪的官僚，不得遽用刑讯。皇族尊贵，身份高于常人，“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是其时惯例。当属籍疏远的宗戚恃特权凌法令十分严重时，朝廷规定“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缩小了享受特权免刑讯的范围。总之，在北魏后期，周礼规定的“八辟”已成为广泛适用的法律制度，特权阶级从告诉开始，就合法地实际享有异于常规司法程序的优待。
　　（3）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礼别上下贵贱、尊卑长幼、内外亲疏。家庭中，尊长对于卑幼有几近绝对的统治权、管教权。卑幼对尊长则须恭谨孝敬，惟命是从。因为亲属之间天性难夺，而又尊卑身份不同，按照儒家的伦理思想，亲属相犯，罪名和刑罚也应不同，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该有差异。北魏后期对亲属相犯，拟罪之前，先查清相互之间的亲疏尊卑长幼关系，再依据服制详定刑罚等差，或加重，或减轻。凡是卑幼伤尊长，如杀祖父母、父母，处分重于常人相杀，所谓“害其亲者?”。 反之，尊长杀卑幼，刑事责任轻于常人。“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但如常人相杀，则处死刑。又如，常人之间，“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但卖子只处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如系尊长处死刑，如系周亲及妾与子妇者处流刑。由此可见，犯罪主体的特定伦常身份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加强了礼在刑法中的比重，凸显了北魏法律规范的伦理色彩，将法律以伦常为归宿的发展趋向一展无遗。
　　3．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即在法律之外，引据公羊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要义评决狱讼。在汉代，春秋决狱十分盛行。孝文帝太和改革掀起了复礼议礼的热潮，儒家经学披靡风行。居津要者喃喃于朝堂，议事议政动辄引据经义，且以经学修养自淑自炫自重。此风气歆动流俗，比附经义论罪名、定刑度的春秋决狱愈演愈烈。一系列儒家具体法律观点由经义抽绎出来后，被贯彻于司法实践，北魏法律向“应经合义”纵身发展。
　　北魏比较典型的春秋决狱案例：
　　雁门有人杀害其母，刑虬引据“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论证逞凶肆恶害母的罪行不可轻恕，主张对凶犯之子也应处以连作从死，才是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刑虬又提出，如若引用春秋“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的用刑原则，对害母凶犯之子即使恕死，也应将其流放荒远之地，禁止匹配，使凶恶之类杜绝繁衍流传。最终此案依刑虬的建议凶犯之子获刑。
　　偏将军乙飞虎丧父，朝廷给假二十七月。虎并数闰月，诣公府请求复职。领军元珍斥责乙飞虎“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主张引用《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的规定惩之。三公郎中崔鸿抉隐究微，一一?综郑玄、王肃、杜预等博学硕儒计算丧期的方法，斤斤计较仔细推算后，断定乙飞虎是丧期恰满，不算冒哀求仕，但又责备他毕竟求职过于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为惩罚其哀戚不切，判处鞭五十。
　　4．明法慎刑与“覆治之律”北魏后期，士大夫们充分阐述儒家罚必当辜、不枉不纵的刑罚观点，使法制向明法慎刑方面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北魏政府采纳郎中辛雄的建议，规定了关于及时有效地纠正错判和处理上诉案件的“覆治之律”：“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也即是说，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即应予以复审：其一是对于“已成之案”，即已发生法律效力或已经执行的判决，若发觉其认定事实有误或适用法律失当，或有枉法徇情，出入人罪之嫌的；二是判决完毕，被判刑之人及其亲属向有关部门申诉冤枉。覆治之律的出现，说明北魏法制在向礼法结合的实体化发展之时，也为提高刑罚效益，自觉地补救本身的缺陷，不断在技巧和细节上改造完善自己。
　　由孝文帝法制改革激起的儒学复兴和喧腾于朝野的议礼热潮，是正始以后经义全面占据法律领地的巨大驱动力。礼教观念几乎是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法律，要求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得到切实的确认。相应地，法律也越来越多地确认其存在，大量的礼教内容被提高到法律保护的地位。比较孝文帝改革前后违礼案件的多寡，处理案件的方式差别，再联系官当细则的完善，犯罪留存养亲等制度的建立，可看出，北魏后期法律活动的重心已从先前切实保护君权逐步扩展到保护官僚所代表的阶级特权，保护父权所代表的宗族秩序。刑罚观也由重报复重威慑向威慑教化并重转移。北朝法制正在向优化刑罚总体效益的方向前进。经由多次修律而总结汇成的正始律，作为北魏律之定本，集中了封建法律制度在北魏获得的适合其内在规律的发展成果。它的颁布，标志着北魏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