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阳市人民政府令第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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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

2010年11月25日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道路运输安全，保护道路运输有关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道路运输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道路运输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和道路运输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道路运输经营包括道路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客运、出租汽车客运等客运经营(以下简称客运经营)和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以下简称货运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包括道路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以及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汽车租赁等经营业务。



第三条道路运输工作应当遵循科学发展、统筹规划、节能环保、安全便捷的原则。



道路运输管理应当依法行政，高效便民，公平、公正、公开。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的领导，制定道路运输发展规划，保障道路运输管理经费投入，统筹各类道路运输方式协调发展，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运输保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调整、优化基础设施结构、运输装备结构和运输服务结构，加强道路建设和维护，为道路运输安全便捷提供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发展农村道路运输，采取措施促进城乡客运一体化。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农村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客运、道路运输站(场)枢纽建设以及应急运输保障等公共服务事业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



鼓励道路运输企业实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鼓励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新能源汽车从事道路运输。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其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交通运输监察机构按照规定的职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公安、财政、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税务、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旅游、价格和气象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道路运输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和道路运输相关业务，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为服务对象提供安全、便捷、优质的服务。



第二章道路运输经营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八条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应当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的经营许可，并办理工商营业登记和税务登记。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车辆应当依法取得车辆营运证。



客运经营企业不得实行挂靠经营。



第九条对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驾驶员、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押运员、道路运输经营企业管理人员等道路运输经营从业人员实行从业资格制度。



第十条道路运输车辆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技术标准、排放标准和燃料消耗量限值，按照规定的行驶间隔里程或者时间进行维护和综合性能检测以及技术等级评定。





第二节班车客运、包车客运和旅游客运

第十一条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按照核定的客运班线和经营期限从事客运经营活动。



本条例施行前未核定经营期限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自本条例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经营期限核定手续。逾期未申请办理经营期限核定手续的，对超过同等级客运车辆经营期限的班车客运经营者，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依法注销其相应的班线经营许可。



客运班线经营期限届满，原取得的客运班线经营权自行终止；需要延续经营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在期限届满前六十日重新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道路运输规划，结合客运市场供求状况、普遍服务和方便群众等因素确定班车客运经营者。



同一客运班线有三个以上申请人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采取招标投标方式实施客运班线经营许可，不得以有偿使用或者竞价的方式确定经营者。



第十三条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在许可的经营期限内向公众连续提供运输服务；暂停或者终止班线经营的，应当经原许可机关同意，并于暂停或者终止班线经营十日前在班线途经各客运站发布通知。



第十四条县境内或者毗邻县间至少有一端在乡(镇)、行政村的线路，行驶道路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且班线的起讫点设置客运站或者固定发车点的，可以开行农村客运班线。



经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同意，农村客运可以实行区域运营、循环运营、专线运营、公交化运营等方式。实行公交化运营的，道路、站点、车辆、行驶线路、票价、财政补贴等参照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的有关规定执行。享受公交财政补贴的农村客运班线经营者应当执行城市公共汽(电)车的服务标准和票价政策。



第十五条包车客运经营者应当持有包车票或者包车合同，凭车籍所在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包车客运标志牌，按照约定的时间、起讫地和线路运营，不得招揽包车合同外的旅客乘车。



第十六条旅游客运按照营运方式分为定线旅游客运和非定线旅游客运，定线旅游客运按照班车客运管理，非定线旅游客运按照包车客运管理。旅游客运线路的一端应当在旅游景区(点)。



第十七条班车、包车和旅游客运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无正当理由拒载旅客；



(二)超定员载客；



(三)中途将旅客交给他人运输或者甩客；



(四)在高速公路上、城区内的车站以外上下旅客、装卸行包；



(五)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六)其他侵害旅客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十八条车辆无法继续行驶或者因班车、包车和旅游客运经营者及其驾乘人员的过错造成旅客漏乘、误乘的，经营者应当安排改乘或者退票，不得加收费用。



客运经营者应当为旅客提供良好的乘车环境，保持车辆安全、清洁、卫生，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侵害旅客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行为。



第三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



第十九条城市公共交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出行服务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在财政政策、资金安排、城市规划、用地保障、设施建设、交通管理等方面支持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确保城市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主导地位，鼓励社会公众选择城市公共交通出行。



第二十条新建、改建、扩建居民小区、城市道路和大型公共活动场所等工程项目，应当将公共汽(电)车停车场、中途停靠站、首末站等城市公共交通设施作为配套建设的内容，合理规划，科学设置，实行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竣工、同步交付使用。



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道路的实际状况、交通流量、出行结构等因素，开设公共汽(电)车专用道，设置公共汽(电)车优先通行信号系统。鼓励发展大运量的快速公共交通系统。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运营成本等因素确定城市公共交通票价；票价低于正常运营成本的，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补贴。



第二十一条从事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或者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企业法人资格；



(二)有符合运营要求的车辆、设施和资金；



(三)有符合规定的驾驶人员以及与运营业务相适应的其他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



(四)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措施。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综合考虑企业条件、运力配置、社会公众出行需求等因素，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第二十二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采取招标投标方式确定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线路运营权，并核发相应的线路许可证。不适合招标或者招标不成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采取直接授予的方式确定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线路运营权。确定运营权不得采取有偿使用或者竞价的方式进行。



第二十三条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线路运营权实行期限制，具体期限由设区的市或者县(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四节出租汽车客运



第二十四条设区的市或者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综合考虑城市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流量、出行需求等因素，编制出租汽车客运发展规划，实行总量调控。



第二十五条设区的市或者县(市)人民政府确定新增出租汽车运力，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对新增出租汽车运力指标的投放，应当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依法进行。



第二十六条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或者县(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企业法人资格；



(二)有符合规定条件的运营资金、车辆及配套设施、设备；



(三)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四)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措施。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出租汽车客运发展规划，综合考虑出租汽车客运市场供求状况，通过招标投标等公开、公平的方式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第二十七条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经设区的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考试合格，取得从业资格证件：



(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并有两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



(二)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身体健康，无职业禁忌症；



(三)有营运地常住户口或者居住证明。



第二十八条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实行期限制，具体期限由设区的市或者县(市)人民政府确定。



本条例实施前取得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尚未到期的，经营权管理按照设区的市或者县(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节货运



第二十九条鼓励发展封闭、厢式、罐式货车运输和甩挂运输等专业化货运，整合货运、货运代理和货运站(场)等运输资源向现代物流业发展。



第三十条取得道路普通货运、道路货物专用运输经营许可，应当向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二)有五辆以上经检测合格的车辆；



(三)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四)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措施；



(五)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以及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地。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第三十一条货运经营者和货物托运人可以采用道路货物运单的形式订立道路货物运输合同。



第三十二条站场、厂矿等货物集散地以及其他道路运输装载场所的经营者，应当按照车辆装载标准的规定为车辆装载、配载货物，不得超标准装载、配载货物。



第三十三条货运经营者应当按照货物运输规则和作业规程受理、承运货物，遵守国家和省有关禁运、限运、检疫控制进出境货物的管理规定，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运输中货物的脱落、扬撒或者泄漏。



第三十四条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当悬挂危险货物运输标志，配备合格的安全防护设备，并符合相关技术标准。除驾驶人员外，应当随车配备押运人员。



运输危险货物的罐体应当出厂检验合格，取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的有关证件，并在罐体检验合格的有效期内承运危险货物。



第三章道路运输相关业务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三十五条从事道路运输站(场)、机动车维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汽车租赁经营的，应当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的经营许可，并办理工商营业登记和税务登记。



第三十六条从事为道路运输服务的搬运装卸、货运代理、货运配载、运输信息服务、仓储理货等道路运输辅助业务的，应当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注册登记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具体备案管理办法由省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七条对机动车维修技术人员、驾驶培训教练员等道路运输相关业务从业人员实行从业资格制度。



第二节道路运输站(场)经营



第三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统筹规划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和集疏运中心建设，实现道路运输站(场)与城市交通、铁路、航空等其他运输方式的相互衔接。



鼓励多渠道筹资建设道路运输站(场)。



第三十九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标准对道路运输站(场)进行站级核定。站(场)迁址、站内运营、设施设备等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重新核定站级。



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者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收费。



第四十条道路货运站(场)经营者应当按照核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并在站(场)内公示经营者的名称、经营范围、位置平面图、紧急疏散通道和投诉举报电话。



鼓励引导搬运装卸、货运代理、货运配载等道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者向具备综合性服务条件的物流中心(园区)聚集。



第三节机动车维修经营



第四十一条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价格公示制度、维修质量检验制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制度和质量保证期制度，不得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不得擅自改装机动车。



第四十二条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实行配件采购登记制度，建立配件登记档案，实行重要配件入库制度，不得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



第四十三条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不得占用道路等公共场所进行维修作业，不得在居民区、商业区等人员密集区域内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和产生噪声、有害气体等污染的机动车维修。



第四十四条机动车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有权自行选择维修经营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机动车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实行定点维修或者安装、购买附加设备和产品。



第四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第四十五条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与考试发证管理的衔接制度，运用信息化手段保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考试质量。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受理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申请时应当查验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核的培训记录，并存入驾驶员考试档案。



第四十六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单位应当在核准的注册地按照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进行学时制培训，建立教学日志、学员档案，向培训合格的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单位应当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如实提供培训记录。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单位不得采取异地培训、恶意压价、欺骗学员等不正当手段开展培训活动，不得允许非本单位的教练车辆以其名义进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活动。



第四十七条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应当按照核定的准教类别规范施教，如实填写教学日志和培训记录，不得擅自减少学时和培训内容。



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应当按照规定接受驾驶新知识、新技术的教育，提高职业素质。



第四十八条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车应当按规定使用标识、号牌和携带车辆营运证，安装和使用培训计时管理系统，在规定的教练场地内培训。



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车的技术等级应当达到二级以上，其维护、检测、技术管理和审验应当遵守道路运输车辆的有关规定。



禁止使用报废的、检测不合格的和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



第五节其他道路运输相关业务



第四十九条从事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经营应当向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范围相适应的检测场地、设施和经依法计量认证合格的检测设备；



(二)有必要的管理人员和经培训考试合格的检测人员；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措施。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第五十条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及相关规定进行检测，出具全省统一式样的车辆检测报告，建立健全机动车检测档案，并对检测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从事汽车租赁经营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或者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自有车辆不少于十辆，每辆座位数不超过七座，车辆技术等级达到二级以上；



(二)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办公场所、停车场地；



(三)有必要的经营管理、车辆技术、财务管理人员；



(四)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措施。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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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加拿大“西北平叛”中的军事法实践

朱雁新


1885年“西北平叛”，是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以来第一次采取的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行动。这次平叛行动中成功的军事法实践，在加拿大军队法治化进程中具有奠基作用和里程碑意义。重温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加拿大军队法治化的历史轨迹，而且对于我军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军进程亦有很好的启迪作用。本文主要对19世纪加拿大自治领军事法的产生、军事法教育和“西北平叛”部队的军事法实践作一介绍和分析。
一、19世纪加拿大自治领军事法的产生
16世纪后，法、英殖民主义者侵入北美大陆，1763年加拿大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军事法开始在加拿大殖民军中适用。18世纪末，加拿大爆发争取独立的运动，1867年获得自治领地位，该国民兵组织开始建立自己的军事法制。但由于受到英国长达一个多世纪殖民统治的影响，加拿大自治领的军事法渊源并直接产生于英国军事法。
（一）19世纪加拿大军事法渊源于英国军事法
英国军事法自中世纪中期至19世纪，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中世纪中期—1689年为英国（封建制）军事法的形成时期，这时的军事法称为英国古代军事法；1689年—1881年为英国资产阶级军事法初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军事法则称为英国近代军事法。这两个阶段的英国军事法构成了19世纪加拿大军事法的历史渊源。
英国古代军事法起源于传统、习惯和实践。有记载的第一个英国军事法庭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中期。1066年法兰西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吉利王国并加冕为国王，盛行于中世纪欧洲大陆的骑士法庭制度开始在英国建立，成为诺曼王朝时期英王维护军纪的主要手段。1279年英王爱德华一世颁布法令，根据该法令，国王对军人的军事犯罪享有排他性司法管辖权，“保安长官和最高军务官法庭”代表国王掌管军事法。当国家遇有战事需要临时召集军队远征或者参加战役时，国王根据保安长官和最高军务官的建议发布《战争条例和训令》，这是这一时期英国军事法的主要形式。英国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保安长官和最高军务官法庭的权力日渐衰落。1521年保安长官因犯有叛逆罪而被处以斩首，国王从此收回了保安长官的权力。后来，专门审理军事犯罪的权力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接管，该委员会也称为军事法庭。十七至十八世纪，为适应殖民战争的需要，英国议会多次颁布《战争法典》，专门适用于英国海外驻军。军事纪律是《战争法典》的主要内容，包括单纯的军事犯罪和军事刑罚方法，前者主要有违抗命令、临阵脱逃、逃离部队等罪名；后者主要包括死刑、废除肢体、笞刑以及没收财产等军事刑种。英国这一时期颁布的《战争法典》，在与法国争夺加拿大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1689年驻守英国北疆的英军部队发动兵变，这一事件使得军队的纪律问题成为英国武装力量建设的焦点。为解决该问题，新掌权的英国议会颁布了《陆海军违反军纪惩治条例》。该条例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军事法典，它的颁布，标志着英国近代军事法的开端。此后一个多世纪里，《陆海军违反军纪惩治条例》多次被修订，但其适用范围一直囿于英国本土军队。1802年议会扩大该条例的适用范围，自此，该条例开始与《战争法典》共同适用于驻扎在北美要塞的英军和加拿大新不伦瑞克、新斯科舍省、爱德华太子岛的民兵。根据《陆海军违反军纪惩治条例》和《战争法典》的规定，英军军事法庭分为两种，即初级军事法庭和高级军事法庭。初级军事法庭由一名上尉军官和两名中尉军官组成，审理较为轻微的军事犯罪案件。高级军事法庭由军官组成，人数不得少于13人，审理较为严重的军事犯罪案件。
19世纪英国军事法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改革军事法。由于当时军事法律规范杂乱无序，个别程序有失公允，军官的法律水平参差不齐，对军官实施军事法的指导不够充分，因而，军事法的运用并不统一，团与团之间军事法的实施情况迥然不同。①针对上述问题，英国政府分别于1835年和1867年两次成立皇家专门委员会，授权其对军队中军事法的实施状况展开调查。委员们经过广泛调查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进行军事法典的编纂以改变军事法杂乱无序的状况；二是编写一本关于军事法的官方教科书，作为军队在本土和海外执行军事法的指导。上述建议均为英国政府所采纳，国会于1789年将《违反军纪惩治条例》和《战争法典》合二为一，颁布《陆军纪律与管理条例》。②同年，在国会的主持下，英国开始编写一本军事法手册，这部手册涵盖了军事法的历史、军事犯罪与处罚、逮捕权、军事法庭、证据法、适用于士兵的刑事法律、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的关系、军队的组成、征募法、战争法与习惯等内容，③成为军官、士兵和律师研习军事法的珍贵资料。尽管加拿大自治领在上述革新措施出台前已经建立，但其改革思路对新生的自治领创建自己的军事法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如英国在《陆军纪律与管理条例》中确立了指挥官对被告的即决审判制度，该制度随后为加拿大所借鉴。
（二）19世纪加拿大军事法以英国军事法为蓝本而建立
19世纪50－60年代，加拿大在英国的支持下进入了谋求联合和争取自治的时期，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不列颠北美法案》。该法案规定，上、下加拿大和新斯科舍和新不伦陆克联合成立加拿大自治领，自治领政府自行承担防务职责，并有权在和平时期保持武装力量。随着自治领政府的成立，殖民地时期分散的地方性民兵组织趋于统一，为全国性民兵组织所取代。
作为军队职业化和军事法本土化努力的一部分，加拿大议会于1868年颁布了加拿大有史以来第一部军事法典《民兵法》。该法典主要依据英国《陆海军违反军纪惩治条例》和《战争法典》而制定，在军事犯罪与处罚、逮捕权、军事法庭、证据法等方面，基本沿用了英国法的规定。同时，加拿大议会也结合本国国情在《民兵法》中做了少量的特殊规定。例如，该法规定了四类可以参加民兵组织的人员，将民兵组织划分为志愿民兵和预备役民兵两大类，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区域，参加民兵组织的人员必须定期参加军事训练，等等。此外，为了防止该法因借鉴过多而在适用中可能出现脱离国情的问题，加拿大议会还在《民兵法》中专门授权国防部，在该法典的实施过程中可以根据具体需要发布有关的条例和训令。
1868年《民兵法》以英国军事法为范本而制定，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英国军事法的资源，从而有利于自治领政府将有限的财力和更多的精力用于解决严峻的国计民生问题，这也体现了当时加拿大政府的“最低限度国防战略”。根据这一战略需要，自治领政府和人民更加倾向于将本国民兵组织视为英国的地方军或者志愿军，由此导致在适用军事法方面，部分战区的野战部队除了适用本国法以外，还直接适用英国军事法中有关军事纪律的条款。这些观念和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有损于他们来之不易的自治领地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仍不失为一种现实、可行的做法，体现了新的当权者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总之，1868年《民兵法》的颁布，为加拿大自治领武装力量建设提供了“治军之制”，为平时规制民兵的军事训练和战时实行严格的战场纪律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也为民兵组织学习军事法提供了基本的教材。
二、19世纪加拿大民兵组织的军事法教育
19世纪，加拿大自治领在民兵组织中广泛开展了军事法教育。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主要包括军官在军校学习期间军事法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正规教育，以及士兵在集训期间军事法知识的普及教育和军事法素养的养成教育。
（一）军官的军事法教育
19世纪晚期英加两国军队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开始向职业化转变，军人的教育程度、知识水平和从军经验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家庭背景、财富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军人的职业素养有了很大提高。基于提高军官军事法水平的需要，加拿大自治领在军官中开展了正规的军事法学教育，同时还将军事法知识作为军官的任职资格要求，军官的逐级升迁以通过难度逐级提高的军事法考试为必要条件。
加拿大民兵最初的军事法教育来自驻加的英国军校，但《华盛顿条约》签署之后，英国从加拿大撤回大部分军队，军校也随之被关闭。加拿大政府随后以两个炮兵连为依托，在英军的指导和帮助下新建了两所炮校，继续在军官中开展军事法教育。炮校的第一任负责人是英国政府委派的两位英国军官，他们为学员开设了12个月和3个月两种不同学制的课程，所开课程几乎完全参照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力图使学员对有关技术、军事和管理的知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教员也有来自英国教学单位的军官，其实践经验丰富，所以，学校最初尽管人数不多，但教学质量很高。在军事法教学方面，学校要求学员熟练掌握《民兵法》、《民兵条例》、《女王条例和训令》、《战争条例》等适用于加拿大民兵的军事法，以便他们毕业后成为军事法的传播者。炮校的出版机构还印刷了军事法问答和炮兵纪律手册。这两所炮校还承担了其他兵种（如步兵）的军事法教学，它们为加拿大早期高素质军官的培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876年6月，自治领政府决定组建皇家军事学院，该军事院校是加拿大自治领早期为军官提供军事法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机构。由于受到美国西点军校的影响，该军事院校开设的课程不但包括军事方面的，还涉及到了非军事领域。向学员讲授的军事法知识主要包括有关士兵的特别法、英国军事法历史、军事犯罪与处罚、军事法庭的组成与运作、证据法等。道格拉斯·琼斯少校（Major Douglas Jones）是该学院一位出色的军事法学教授，他原是英国皇家炮兵军官，于1879年夏来到加拿大。由于实践经验丰富，他将军事法学课程扩充为包括军事法庭规则、军事法与普通法比较、审前预备程序、军事审判程序、加拿大民兵军事法、调查法庭等诸多门类的教学体系。琼斯少校还编写了《军事法释义》，该教材大大开阔了学员的视野，并成为学员进一步学习的重要资料。①
1884年加拿大自治领又相继成立三所步兵学校和一所骑兵学校，分别开设有学制不同的军事法课程，又进一步推动了军官军事法教育的发展。此外，历任加拿大国民军总司令也十分重视民兵组织中军官的军事法教育，他们多次向政府强调军事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加强军事法教育的建议。
这一时期的许多军校在讲授军事法知识和开展军事法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重提高军官的军事法实践能力，为此，对英国传统的军事法教学方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例如，魁北克的一所军校要求军官必须在区域军事法庭实习，并在实习结束时作出书面报告。这种做法对军事法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加拿大自治领对军官的军事法教育蓬勃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军事法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军官，这为军事法在民兵组织中普及并得到普遍遵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西北平叛”中的军事法实践做到了周密的组织准备。
（二）士兵的军事法教育
加拿大自治领的军事法教育是士兵军事训练科目的一项重要内容。西北平叛之前，根据当时的《民兵法》，加拿大民兵须每两年接受一次包括炮术、常规武器和军事法等科目的军事训练。在军事法知识教育方面，士兵在接受训练期间，军官不仅召集士兵集中学习军事法知识，而且还要求士兵在空闲时间自学军事法。士兵的自修读物主要是《民兵法》、《民兵条例和训令》、《军事法手册》以及各种有关军事法的私人出版物，其中最流行的是一本包括军队纪律、军事法庭、侵权、起诉、辩护等内容的书籍。尽管指导读物不尽统一，但大多数士兵通过学习，对军事法有了基本的了解，知晓了在战争环境下哪些属于违法行为、哪些属于合法行为，悉知了他们所应当承担的军事责任和义务。在军事法素养的养成方面，士兵在被征召的第一天就被告知开始受到军事法的约束。在集训期间，对士兵不假外出、违抗命令、疏于职守等违反军事纪律的行为，其指挥官或上级指挥官有权对其进行即决审判；②对于士兵严重违反军纪的军事犯罪行为，指挥官有权将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加拿大民兵组织中对集训期间违反军纪的士兵实行严格的军事纪律，建立并维护了军事法的权威，对受到惩处的士兵和其他士兵起到了很好的警戒和教育作用。以上两个方面，为“西北平叛”中的军事法实践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1885年“西北平叛”部队的军事法实践
（一）军事法在平叛行动中的运用
1885年3月18日，路易斯·瑞尔与加拿大西北部红河山谷的混血人居住者揭竿而起，①发动了针对自治领政府的叛乱，并在南萨斯喀彻温河沿岸小镇巴托西（Batoche）成立临时政府。自治领政府为了防止此次叛乱激起该地区其他土著人以及混血人新的叛乱，从东部迅速调遣民兵部队前往镇压。国民军总司令弗雷德里克·米德尔顿（Frederick Middleton）少将全权指挥了这次平叛行动。平叛部队经过数次战役击溃了以逸待劳的叛军，瑞尔及其临时政府宣布投降。
事实上，平叛部队在开展军事行动以前，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譬如，民兵由商人、银行职员、农民、律师、学生、退伍士兵等人员组成，成分极为复杂，民兵作战经验欠缺、武器配备低劣和后勤保障乏力，等等。②对此，米德尔顿将军在起义爆发之初曾对民兵部队的作战能力产生了怀疑，并建议请求英国派遣正规军帮助平叛。但自治领政府拒绝了他的建议，坚信民兵能够取得胜利，并向米德尔顿将军下达了简短的命令：执行法律并镇压违抗法律的一切武装行为。米德尔顿将军受令以后，使得紧急的军事行动转变成为平叛部队在战场上实践军事法的活动。米德尔顿将军作为国民军总司令，尽管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有权采取一切认为必要的手段，但他在平叛行动中高举执行军事法的旗帜，有效弥补了平叛部队在其他方面的不足，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可以说，这次平叛行动的速战速决，是运用军事法的胜利。
军事法在“西北平叛”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平叛部队内部实行严格的战场纪律。这又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实行禁酒令，所有人员不得持有和饮用任何酒类，违者将受到严惩。这项规定在平叛行动中很好地得到了执行；其二，在对待容易导致案件的一些潜在因素方面，灵活采取了处置措施。比如，在行军和冲突中，经常有士兵因焦虑或疲劳而精神紧张乃至失态，此时指挥官更多的是给予同情、关怀，而不是开庭审判或者惩罚；其三，各级指挥官依据《民兵法》处理了各种类型的违纪行为，对于违抗军令、渎职、不当持有武器装备、盗窃军用物资、枪支走火等军事犯罪行为，经即决审判并确认有罪之后，当场给予处罚；其四，限制传统上被认为是合法的某些损害军民关系的习惯做法，获得了当地居民的同情和支持。根据当时的习惯法，军事行动中作战部队有权损坏私有财产，并可从居民手中获取必要的补给。但米德尔顿将军发布命令，除非经上级允许，士兵不得在行军途中进入民房和农田，士兵从居民手中获得补给的数量必须受到限制，并且要悉数上交于指挥官，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而叛军却大肆掠夺他们可以得到的一切物资，他们的做法激起了当地居民极大的不满。
其次，在对敌使用武力和对待叛乱地区居民方面，严格执行人道主义法。根据当时的战争法，一旦战斗开始，士兵对与军事行动有关的杀戮行为不负责任，除非过于残忍或是有意行恶；可以对居民区实施打击、俘获财物以及对非战斗人员当场处罚，甚至有权屠杀敌方居民。在普法战争和美国内战中都有这样的先例。①19世纪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认为，在战争环境下法律的约束是毫无意义的，由战争发展状况和指挥官决定的“军事需要”是限制战争的唯一法则。②但米德尔顿将军却推崇雨果·格劳秀斯的观点，即军事行动必须受到限制，其程度要与击败敌人的目的相适应。米德尔顿将军还认为，政府军所面对的是对政府不满的本国公民，而不是外国侵略者，平叛部队的军事行动尤其应当受到人道主义法的严格限制。因此，他命令作战部队尊重叛军的休战旗帜、公正友善地对待叛军俘虏、准许叛军按照约定的方式投降等。人道主义法的运用在避免冲突升级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战斗的残酷性大大降低。
综观全局，平叛部队在西北地区的军事行动使平时的军事法学习和理论研究落实到了战争实践中，军官和士兵在战斗中的表现极为出色。平叛部队在军事集结和作战中严格遵守军纪，对叛乱地区的女人和财物秋毫无犯，尊重非战斗人员并从未杀害俘虏，很少发生需要由军事法庭审理的诸如谋杀、强奸、暴力侵犯等严重军事犯罪案件。
（二）启示
综观1885年“西北平叛”，平叛部队以执行军事法为旗帜，显示出了强于叛军的战斗力。平叛部队始终军纪严明、严守纪律、遵守作战规则，犯罪率极低，这对战斗力的形成和维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对于一支由民兵组成的非正规军来说，并非偶然。当时的领导者坚信，军队的战斗力源于严明的军事纪律，而严明的军事纪律则源于军事法的发展、普及和应用。故此，自治领政府于成立之初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军事立法活动，并在军事法教育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平时军事法教育的普遍开展，使得军官和士兵的军事法素质得到显著提高，这为战时军事法规范的普遍遵守和战场纪律的维护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平叛部队的战斗力以及军事行动的可预期性因此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总之，和平时期自治领政府在军事立法和军事法教育方面的投入，使得这次平叛行动受益匪浅。“西北平叛”中军事法的成功实践，坚定了加拿大军队走法治化发展道路的信念，在该国军队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对我军正在进行的军事斗争法律准备工作，在着眼于战争需要的军事立法、军事法教育和可能的战时军事法实践等方面，也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① British Parliament, `Report from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 for Inquiring into the System of Military Punishments in the Army,' Parliamentary Papers, 22(1836).
② 该条例两年后被《陆军法》所取代。
③ War Office, Manual of Military Law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1884)..
① Richard Arthur Preston, Canada's RMC: A History of the Royal Military Colleg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 16-18.
② 当被告的指挥官怀疑被告实施了一项军事犯罪，有权立即对被告进行独任审判，审判程序简单，可以当即进行处罚，被告不得上诉。
① 路易斯·瑞尔（Louis Riel），曾在争取土地权利的反抗中组织了红河山谷的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混血人居住者(1869年)，1885年起义失败以后，被加拿大当局逮捕并处死。
② Brereton Greenhous, `Batoche, 1885,' Canadian Defence Quarterly, 15(Summer 1985): 41-46.
①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The Military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7): 779-799. Richard Shelly Hartigan, Lieber's Code and the Law of War (Chicago: Precedent Publishing, 1983).
② Anatol Rapoport, ed.,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London: Penguin, 1968): 101. Daniel J. Hughes, ed., Moltke on the Art of War: Selected Writings (Novato, CA: Presidio, 1993): 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