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决定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里共和国友好条约的全权代表的决议

上一篇: 劳动部、国家计委关于进一步做１９９７年工资控制线工作的通知
下一篇: 劳动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财政部、人事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全国总工会关于印发《关于?

中国政府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７２年４月６日 生效日期１９７２年７月３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为便利中国人民和罗马尼亚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发展两国航空运输方面相互关系，根据尊重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兄弟合作的原则，缔结一项建立两国间以及延伸至两国以外地区的定期航班的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经指定全权代表，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对方在本协定附件所规定的航线（以下简称“规定航线”）上建立定期航班（以下简称“协议航班”），从事载运国际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的权利。
　　二、缔约一方指定航空运输企业（以下简称“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的定期班机，经缔约对方航行管制部门同意，可以不降停飞越缔约对方领土。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缔约对方境内飞行时，必须遵守缔约对方关于航路和国境走廊的规定。

　　第二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国际业务局”，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指定“罗马尼亚航空运输公司”，为各该方负责经营规定航线上协议航班的空运企业。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不遵守缔约对方的法令规章，不按照本协定及其附件所规定的条件经营时，缔约对方有权暂停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行使本协定第一条规定的权利，但在通常情况下，应同缔约一方协商后方可行使这种权利。

　　第三条
　　一、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经营规定航线的协议航班方面，应遵守对等合理的原则。
　　二、为经营规定航线有关的班次、机型、班期时刻、客货运价，以及所需的经济和技术条件，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协商确定，并经缔约双方民航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为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方面为运输邮电部民航委员会）批准。

　　第四条　缔约一方应在其领土内，为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指定供经营规定航线所使用的机场和备降机场，并提供安全飞行所需的通信、导航、灯光、气象、燃油、润滑油和其他附属服务。具体办法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协议，并经缔约双方民航当局批准。

　　第五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经营规定航线的飞机及其留置在飞机上的正常设备、零备件、燃油、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在进入和离开缔约对方领土时，缔约对方应豁免任何关税、检验费和其它税捐。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对方领土内加注供规定航线飞机使用的燃油、润滑油和装上供消耗的机上供应品，以及运入缔约对方领土内供规定航线上的飞机维修用的零备件和机上正常设备，亦应豁免关税、检验费和其它税捐。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经营规定航线运入缔约对方领土内的上述第二款的物品，应由海关监管，不得在缔约对方领土内转售和移作他用，并应按缔约对方的规定缴纳保管费用。

　　第六条
　　一、缔约一方关于飞机进出国境和在其领土内停留、航行的法令规章，以及关于旅客、空勤组、行李、货物和邮件进出、停留的法令规章，均适用于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该方境内的飞机、空勤组和所载运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缔约一方应及时向缔约对方提供有关的法令规章资料。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缔约对方的机场、航空设施和技术设备，应按照缔约对方现行的费率付费。

　　第七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为了经营规定航线，有权在缔约对方领土内的通航地点设立代表机构，该代表机构的人员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其人数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并经双方民航当局批准。代表机构人员必须遵守驻在国的现行法令规章。
　　二、缔约双方对指定空运企业的代表机构互相提供协助和便利，并保护在其领土内经营协议航班的飞机、器材和其他财产的安全。

　　第八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对方领土内的收支余额，应准予根据缔约双方间现行支付协定的规定结汇。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对方领土内的收入和利润，应豁免所得税。

　　第九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应漆有本国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并携带下列证件：
　　１．登记证；
　　２．适航证；
　　３．航行记录表；
　　４．机上无线电台执照；
　　５．空勤组成员的执照或证件；
　　６．根据缔约对方的规定要求提供的其他证件。
　　缔约一方的上述有效证件，缔约对方应予承认。
　　二、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空勤组成员，应分别为本国公民。

　　第十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缔约对方领土内遇险或失事时，缔约对方应当指定有关当局：
　　１．对旅客和空勤组提供援救；
　　２．立即将失事情况通知缔约一方；
　　３．对飞机和机上装载物，采取一切安全措施；
　　４．调查事故情况；
　　５．对缔约一方派出参加调查的观察员，准许他们接近飞机，并给予一切便利条件；
　　６．如调查中不再需要飞机和其装载物，应予以放行；
　　７．将调查结果书面通知缔约一方。
　　二、失事飞机的空勤组成员和经营此项飞机的航空运输企业应遵守出事地点所在国的规定。

　　第十一条　缔约双方应密切合作，互相支持，保证本协定正确实施。如发生分歧，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应本着友好合作、互相谅解的精神直接协商解决，如不能达成谅解，应由双方民航当局协商解决，如仍不能达成协议时，则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二条　缔约一方如认为需要修改本协定的任何条款或其附件，可随时要求与缔约对方进行协商，并于缔约对方接到建议之日起六十天内进行。
　　本协定或其附件的任何修改，经缔约双方换文确认后生效。

　　第十三条　缔约一方可在任何时候通知缔约对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在缔约对方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以后终止，如在期满前，缔约一方提出撤销上述通知，并取得缔约对方同意后，则本协定继续有效。

　　第十四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临时执行，在缔约双方完成了各自的法律手续并相互通知后正式生效。
　　本协定于一九七二年四月六日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罗马尼亚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经双方相互通知，本协定于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正式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
　　　全　　权　代　　表　　　　　　　全　　　权　　　代　　　表
　　　　　马　仁　辉　　　　　　　　　　拉乌里扬·梅特维多维奇
　　　　　（签字）　　　　　　　　　　　　　　（签字）

　附件：

　一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所经营的协议航班的往返航线：
　　北京－－中间降停点：新疆境内的一点、卡拉奇或拉瓦尔品第或坎大哈、德黑兰、安卡拉或伊斯坦布尔－－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地拉那－－经缔约双方民航当局协议的其他第三国的延伸点。
　　２．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所经营的协议航班的往返航线：
　　布加勒斯特－－中间降停点－－北京－－第三国的延伸点。中间降停点和第三国的延伸点，将由缔约双方民航当局以后共同协商确定。

　二
　　１．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或某次飞行中，取消规定航线上的一个或多个中间降停点，并及时相互通知。
　　２．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将缔约对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降停点作为终点。
　　３．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有权在规定航线上各经停点之间载运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
　　４．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对方领土内，无载运收费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前往缔约对方领土内另一地点的权利（“境内业务权”）。
　　５．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作加班飞行，应在起飞四十八小时以前向缔约对方民航当局提出申请，并经同意后方可飞行。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 “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任务，法学界法律界为此展开了热烈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司法建设和司法改革取得显著成绩。这是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也是保持司法改革连续性的前提。

在充分肯定司法改革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干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现象经常发生，制约和影响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的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 “新口号”、“新提法”和 “新做法”，例如 “摆平就是水平”、花钱维稳（不惜一切代价维稳）、实现零判决零申诉等等，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现行司法体制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还不能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正和有效保障人权的新诉求，还没有全面建成公正独立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在新形势下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应当重点研究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首先，应当为司法体制改革做好充分科学的理论准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而理论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亦然。应当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 1997 年以来的司法改革进行全面评估和深刻反思，总结经验，客观分析，找出差距，调整思路，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历史经验和实践依据。同时要立足国情，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有益的司法经验，深入研究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司法理论，科学回答宪法和人民代表制度下的司法、司法体制、司法职能、司法关系、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等基本问题，例如，在我国宪法文本和宪政理论上，在我国 不 实 行“三权分立” 的政体下，什么是 “司法”，什么是 “司法体制”；深入研究新起点上司法体制改革的性质、动力、对象、目标、任务、方式、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例如司法工作机制、工作方法、工作态度的改革与转变，是否就是司法体制改革？从 2009 年到 2012 年的 4 年时间各类案件由 700 多万件骤增到 1200 多万件，我国社会快速提前进入 “诉讼社会”，这种变化与司法改革的政策和举措有无以及有何相关性？依宪治国和法治思维下制约或者阻碍我国司法独立公正权威的体制问题究竟是什么？只有实事求是地分析、认识和回答这些重要理论问题，才能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行之有效的科学理论指导。

其次，应当根据宪法的政治架构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从体制、机制和法律上理顺并处理好一系列重要关系。主要包括：人大与司法、“一府”与 “两院”的宪法关系，政法委与司法的政治和法律关系，公众、媒体与司法的民主和法律关系，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宪法和法律关系，保证各类主体回复其宪法和法律、政党政治和社会监督的角色，使它们各归其位，各司其职，从政治上、体制上和机制上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在法院和检察院内部，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保障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权责利相统一的体制机制，真正做到有职有权、独立行使、权责统一、高效权威，从根本上树立和维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权威，培育司法公信力。

第三，应当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司法作为解决矛盾纠纷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重建司法终结涉诉涉法矛盾纠纷的良性循环机制，不断强化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当代任何社会要保持稳定和秩序，对于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都必须设置终结机制，而不可能任由当事人无休无止地 “诉求”或 “纠缠”下去。宪法和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明的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好机制和方式。在宪法原理和法治思维下，矛盾纠纷解决的终结机制主要由纵横两方面构成。在横向结构上，通过宪法对国家权能作出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法律监督权等的分工，把终结矛盾纠纷的职能和权力赋予审判权（司法或者法院），使司法成为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后一道工序；在纵向结构上，通过在审判权内部设置两审或者两审以上的审级制度，把终结矛盾纠纷的职能和权力赋予终审法院。如果国家没有一个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终结权力和终结机构，那么，这个国家必然不会有秩序、稳定与和谐，因为当事人可以无休无止地诉求下去，一代接一代地 “讨要公道”；如果一个国家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终结权，既不在司法，也不在终审法院，而是由其他机构和人员代而为之，甚至由多种机构和人员行使之，那么，这个国家必然会出现国家权力职能分工紊乱、民众诉求紊乱和社会秩序紊乱的现象，其结果是欲求稳而不能稳、欲求治而不得治。应当承认，在法治思维下通过司法终结社会矛盾纠纷，并不意味着司法终审判决必然要使所有当事人都高兴和满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高兴和满意具有极大的主观性、道德性和不确定性，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无止境、无标准、无原则的，而司法判决是依据法律圭臬对矛盾纠纷作出的裁决判断，只要法院 （法官）依照法律做到使当事人胜败皆服、胜败皆认，就达到了司法判决的最高境界——司法公正，而不能苛求司法判决一定要让所有当事人都高兴和满意。例如，在死刑案件中，法院 （法官）纵有天大的才能和本事，也几乎不可能使被行刑者及其家属 “高兴和满意”。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应当回归宪法、法治和司法规律，坚持宪法原则和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把涉诉涉法信访全盘纳入法治轨道，依照程序法和实体法解决和终结矛盾纠纷。

第四，应当在我国宪法框架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增强司法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强化司法的民主性和专业化，祛除司法的行政化、地方化和官僚化色彩，更加注重发挥司法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权利救济和定分止争作用。近期司法改革应当围绕 “一、二、三”展开，即一个中心——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两个目标——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三个重点——法官制度 （法官的选任制度、晋升制度、考评制度、薪酬制度）、法院制度 （重点是与行政区划关系的制度）和司法预算制度。

十八大以后，我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新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法学界、法律界应当结合学习贯彻十八大报告和 “12·4”讲话精神，以建设性的高度负责任的求真务实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理想结合现实，积极开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讨论，为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建好言、献良策。有关主管机关和部门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组织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引导讨论方向，及时提出司改草案，最大限度地形成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思想共识、理论共识和方案共识，以十八大倡导的新精神和新作风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参与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


　　出处:《中国司法》2013 年第 2 期
　　作者：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