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2003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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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2003年修正)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
（2003年4月2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改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上级国家机关（指湖北省和辖有自治县的市的国家机关，下同）及其所属部门，应当认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尊重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领导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第三条 上级国家机关作出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应当征求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意见，适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定、决议、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对于自治机关的报告，上级国家机关从收到之日起应当在六十日以内做出答复。
上级国家机关隶属的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尊重当地自治机关的自治权，遵守当地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接受当地自治机关的监督。
第四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制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
上级国家机关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加强基础设施和小城镇建设以及技术改造，优化产业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增强民族自治地方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根据统一规划和市场需求，依法优先合理安排对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基础设施及其他重大建设项目；对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安排的建设项目、投资和贷款比重以及减少或者免除民族自治地方自行出资的配套资金等方面给予照顾，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争取国家扶持。
第五条 上级国家机关及有关部门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进行建设时，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因此而增加的收入，作为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自有资金留用，不得抵减上级补贴。
第六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加快对外开放和开发建设的步伐。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自行制定优惠措施，引进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开发资源、兴办企业。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组织、支持和鼓励所属部门、经济发达地区和企业、事业单位对口支援民族自治地方，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帮助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应优化农村产业结构，重视粮食生产，发展多种经营。上级有关部门在农业投资和生产资料的供应等方面，应当对民族自治地方优先安排。
第八条 民族自治地方应当保护森林资源，发展林业，保持生态平衡。上级国家机关应当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林业项目的投资，扶持建立林、果、土特产品基地。从民族自治地方提取的育林基金、林业保护建设费等，应当通过林业建设项目安排给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林业。对民族自治地方实施的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工程，应当按规定落实工程建设资金、补贴经费和退耕还林补助。
第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应重视发展畜牧业，鼓励兴办家庭牧场。上级国家机关应从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方面，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建设草山、草场、畜禽商品基地，提高畜禽产品的商品率。
第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应当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能源建设。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小水电。在民族自治地方兴建的水电站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返还库区维护基金，收取的水资源费，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返还比例高于其他地区。安排农村改水补助经费和城镇自来水工程建设资金时，应当对民族自治地方予以照顾，逐步实现城镇普及自来水；民族自治地方小水电建设资金自筹有困难的，要予以必要的扶持。适当增加小水电建设的低息贷款指标和延长还贷期限。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投资按照统一规划兴办小水电。
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农村沼气和农村改水项目，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予以扶持，逐步减少农村使用薪材燃料的数量，解决农村人口及牲畜饮水问题。
第十一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交通运输业。对民族自治地方干线公路、县乡公路的建设和改造以及航道、航空设施建设，在项目和资金上予以重点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发展乡村公路的具体措施。
第十二条 上级有关部门应当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加速邮电通讯网络和信息化工程建设，并在资金、设备、人才等方面予以照顾。
第十三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扶持、引导民族自治地方因地制宜地发展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和少数民族特需产品的企业，并在投资、金融和税收方面给予照顾。
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烟草种植和烟草制品生产予以扶持，促其增加科技含量，提高经济效益。
第十四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将民族自治地方的旅游业纳入旅游总体规划，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人文等旅游资源，加强旅游景点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发展旅游业。
第十五条 民族自治地方有管理本级财政的自治权，并享受国家财政优惠政策。上级财政应当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方式，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资金投入。省财政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定额补贴在保持一定总量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上划增值税、消费税等共享收入增长系数中央返还部分，全额留给民族自治地方统筹安排使用。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实行机动金、预备费和民族补助费三项照顾。照顾的资金由民族自治地方自行安排使用，主要用于经济文化事业的建设。其中，民族补助款由民族事务主管部门会同财政主管部门提出使用意见。
上述三项照顾的资金以及国家设立的其他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款，任何单位、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挪用，也不得充抵其他按正常渠道划拨的经费。
国家安排的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的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和其他专项资金，规定由上级国家机关安排配套资金的，有关上级国家机关应当落实。省财政和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市的财政安排的民族工作事业费，根据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主要用于民族自治地方和其他方面的民族工作。
第十六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税收征收具体办法。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部分税收项目需要实行减税或者免税的，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公路、铁路及民航建设耕地占用税和企业所得税，凡符合国家对西部开发实行税收优惠照顾条件的，应当按规定予以减免。
第十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发展以国家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多渠道筹集和融通资金。上级银行对民族自治地方分配银行自有资金和下达信贷规模、货币投放与回笼等计划指标时，应给予照顾。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疏通渠道，办好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惠利率贷款，并适当扩大民族自治地方银行专项贷款的审批权限。
第十八条 上级国家机关根据国家民族贸易优惠政策，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从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
上级国家机关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建设物资集散中心和农副产品、矿产品、民族工业用品贸易中心，促进民族贸易的发展。
第十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多形式地开展对外贸易，并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扩大民族自治地方对外贸易经营的自主权，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适合市场需求和有地方优势的产品，并落实民族自治地方对外经济贸易中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应当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劳动就业，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保障事业给予扶持。在分配国家和省财政对社会保障方面的补助经费时，对民族自治地方予以照顾。
第二十一条 上级国家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少数民族干部在当地干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同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在当地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适应，并注重选拔优秀少数民族干部担任领导工作。
第二十二条 在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根据有关规定享受工资浮动和山区津贴的待遇。
在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国家机关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享受民族自治地方生活补贴。国家机关和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补贴款，由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和省财政共同承担。全民所有制企业干部职工的补贴款，由企业承担，可税前列支。
第二十三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录用工作人员时，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应当给予适当照顾。
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制定人才优惠政策，稳定和引进各类专门人才，建立人才市场，开发人才资源。
第二十四条 上级国家机关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办好民族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发展普通高级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创造条件逐步在民族自治地方中小学推广信息技术教育，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
上级国家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级政府应当重视民族自治地方的智力投资，每年教育经费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在校学生人数的平均教育费用逐年有所增加。上级国家机关用于民族自治地方教育的基本建设投资比例应当高于其他地区。
省设立民族教育补助专款，主要用于帮助民族自治地方逐步办一批寄宿制和半寄宿制的民族中小学或民族班。
省、辖有自治县的市和民族自治地方应当安排少数民族义务教育助学金，用于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的补助，确保其完成学业。
第二十五条 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在招生时，应当按照国家和省里的规定，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考生，通过降分录取等形式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扩大民族自治地方定向招生的比例，并积极创造条件，开办民族班和公寓走读班。
第二十六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科技事业，建立必要的科研机构和技术培训中心，培养和引进科技人才。在安排科技项目时，对适宜于民族自治地方的项目，应优先安排。
第二十七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培养少数民族的文艺人才，继承和发掘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加强具有民族特点的广播、电视和体育等设施的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团体、体育队伍和传统文化体育活动予以扶持，并设立民族文化事业补助费，纳入每年的财政预算。
第二十八条 上级国家机关支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和农村合作医疗，逐步建立适合民族自治地方特点的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医药卫生专业人员的教育和培训，重视发展民族传统医药和开展群众性卫生活动，切实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加强妇幼保健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提高各民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省设立民族医疗减免费，用于补助少数民族特困群众的医疗费。
第二十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具体规定。
第三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属于革命老根据地、贫困山区、库区的，同时享受国家对革命老根据地、贫困山区、库区的各项优惠政策。
第三十一条 上级国家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当保障本地方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尊重其他民族使用的语言文字及其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照顾散居在本地方的其他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在处理涉及本地方各民族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1989年1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3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2013年5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5月30日
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
（1993年12月30日海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1999年9月24日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修订 根据2001年9月29日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经济特区城镇从业人员养老保险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7年7月27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1年9月28 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13年5月30 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城镇从业人员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城镇下列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必须按照本条例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一）企业及其从业人员；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及其从业人员；
（三）按规定不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从业人员；
（四）国家机关及按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其他机关、单位中应当签订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
（五）部队所属用人单位中无军籍的从业人员;
（六）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外国人在本省就业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办法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统一管理，强制实施。
提倡和鼓励用人单位为其从业人员建立企业年金。具体办法按照国家及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本省地方税务机关（以下称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负责征缴。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并组织实施。
第五条 对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开展社区性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
第二章 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缴
第六条 用人单位按本单位从业人员月工资总额的20%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
用人单位从业人员按本人月工资总额的8%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
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月缴费工资额的上下限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本条规定的缴费基数和费率，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条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60%至300%的范围内自愿选择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数，费率为20%，个人缴费基数的12%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8%记入个人账户。
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退休人员、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不得重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重复参加的，不得重复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第九条 用人单位不得因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而降低从业人员的工资。
第十条 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按国家有关财务规定列支。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在取得营业执照或者获准成立后30日内，应当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登记。
用人单位的基本养老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用人单位依法终止的，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30日内，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相关登记。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本单位从业人员工资总额及其从业人员个人工资额，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个人的缴费基数以及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数额。用人单位不按照规定申报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该单位上月缴费数额的110%确定应当缴纳数额；没有上月缴费数额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该单位的经济状况、从业人员人数等有关情况确定应当缴纳数额。
用人单位未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核定其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数额。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提供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登记及变更登记、销毁登记等情况，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告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缴情况。
第十三条 基本养老保险费按月征缴，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应当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或者确定的数额，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从业人员本人缴纳的部分由用人单位从其工资中代为扣缴。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因经济困难确实不能按期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经书面申请，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受理审核，报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后可以缓缴，缓缴期最长不超过12个月。缓缴期满后应当如数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及利息。缓缴期内，免缴滞纳金。
第十五条 从业人员办理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后，本人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所在单位也不再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从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从业人员，不得按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依法破产、关闭、解散、撤销或因其他原因终止时，其退休人员实际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应当缴纳基金补偿金。基金补偿金按每名退休人员现年至75周岁的余数乘以同期社会平均基本养老金的标准计算，从清算资产中依法偿付，并一次性缴纳。
第三章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
第十七条 1997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从业人员，自1998年l月1日起建立其个人账户。1998年1月1日以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从业人员，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之日起建立其个人账户。
自2008年1月1日起，个人账户按本人缴费工资总额的8%记入，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1998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以前，个人账户按本人缴费工资总额的11%记入，同时将1997年12月31日以前其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本息，一次性记入其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储存额只能用于从业人员养老，不得提前支取。个人账户基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十八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全省统筹，统一核算、统一调剂、统一管理，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一账户。
第十九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纳入单独的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专款专用。财政部门按规定预拨两个月的基本养老保险支付费用，暂存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账户，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计息办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所得利息并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并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二十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发生收不抵支时，由财政给予补贴。
第二十一条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度预算决算，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编制、报请批准，并由人民政府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
第四章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第二十二条 从业人员达到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退休条件、办理了退休手续并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标准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获得基本养老金、丧葬补助金及抚恤金等项待遇。
第二十三条 从业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的，自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基本养老金的下个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从业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1997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2012年12月31日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的，自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基本养老金的下个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并可以在办理退休手续时按照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一次性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至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增加每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数额；
（二）1997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2013年1月1日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不满15年的，可以按照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一次性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至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自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基本养老金的下个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三）1997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0年以及1998年1月1日以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5年的，可以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基数和费率向后续缴，如向后续缴5年基本养老保险费后，累计缴费年限仍未满15年的，可以按照续缴满5年时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一次性补缴至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自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基本养老金的下个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第二十四条 从业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5年，且未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个人可以书面申请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户籍所在地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具体转移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二）个人可以书面申请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确认后，将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缴费年限每满1年，再增发1个月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
第二十五条 基本养老金由统筹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统筹养老金月标准以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从社会统筹基金账户中支付。
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从本人个人账户中支付；不足支付时，从社会统筹基金账户中继续支付。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
第二十六条 对有视同缴费年限，或者1997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退休人员，在发给统筹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再按月增发一项过渡性养老金，直至死亡。
过渡性养老金的计发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七条 2008年1月1日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仍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已核定的标准发放基本养老金。
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第二十八条 从业人员因失业或者其他原因中断就业时，其用人单位和本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不予退还。再就业后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前后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合并计算；未再就业的，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按本条例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第二十九条 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且足额缴费的非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从业人员、机关工勤人员办理退休手续时，其基本养老金低于国家规定同类退休人员退休费或者基本养老金待遇标准的，其差额部分按照原工资支付渠道予以解决。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条 从业人员在其所在地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前按照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或者工作年限，视同缴费年限，与其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以后实际缴费年限合并计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原合同制工人、临时工的视同缴费年限核定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一条 依据《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对独生子女父母或无子女人员退休时加发的计划生育奖励金，由财政负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
第三十二条 从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由社会统筹基金账户支付其丧葬补助金、一次性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丧葬补助金按照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4个月的数额发给。一次性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标准，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一次性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和丧葬补助金不得重复领取。重复领取的，应予追回；在多地参保的，由最后参保地发放。
在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领取病残津贴，所需资金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
第三十三条 从业人员跨省流动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按照有关规定转移到新参保地。
从业人员省内流动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按照规定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确定待遇领取地后，转移到待遇领取地。
从业人员达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的，其在各地的参保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除按本条例规定可以退还个人账户储存额或者个人账户余额的情形外，不得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四条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从业人员未到法定退休年龄死亡的，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退还从业人员的继承人，同时终止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从业人员已按照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后死亡的，其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由其继承人一次性领取。
第三十五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加强基本养老金发放的管理，对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的基本情况进行定期核查，按时足额发放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
第三十六条 基本养老金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其委托的单位发放。
任何单位不得克扣、挤占和挪用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第五章 基本养老保险的组织管理和监督
第三十七条 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是本省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主管机关，其职责是：
（一）编制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事业发展规划；
（二）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管理制度、统计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
（三）对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
（四）每年向社会公告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情况；
（五）其他应当由主管机关履行的职责。
市、县、自治县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照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养老保险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三十八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负责基本养老保险业务工作，履行如下职责：
（一）负责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登记，管理参保人基本养老保险档案；
（二）负责受理缴费申报、核定缴费数额，确定缴费人数，按月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提供应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数额信息；
（三）负责按照规定核定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
（四）编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度预决算，进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支出统计、分析和上报；
（五）受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委托，对参保单位和参保个人的参保缴费行为进行调查和检查。发现参保单位和参保个人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处理；
（六）提供有关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咨询及其必要服务；
（七）负责办理国家和本省规定的其他基本养老保险事项。
第三十九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为从业人员建立基本养老保险档案，发给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登记手册，至少每年向缴费的从业人员免费寄送一次个人权益记录单。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应当建立和保存缴费记录。
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退休人员有权查询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个人账户和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情况，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应当提供服务。
第四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每年向本单位的从业人员公布本单位全年基本养老保险费缴纳情况，接受从业人员和本单位工会的监督。
第四十一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有权核查用人单位的从业人员名册、工资发放表、财务会计账册等有关资料；必要时，可以提请审计等部门予以配合。参与核查的机关或者部门必须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
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提供从业人员名册、工资发放表、财务会计账册等有关资料，不得伪造、变造、谎报、瞒报或者隐匿。
第四十二条 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和工会有关组织应当依法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收、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加强对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依法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情况的监督。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年度收支情况应当接受社会监督，经审计部门审计后，次年6月30日前向社会公告。
第四十三条 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有权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提供有关基本养老保险咨询及其他服务；有权监督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的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有权就与本人有关的基本养老保险争议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劳动仲裁或者提起诉讼。
第四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基本养老保险费征缴、管理及基本养老金发放中的违法行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调查，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四十五条 全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的人员经费、办公经费和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委托金融机构发放基本养老金费用等专项经费列入预算，由财政部门拨付。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用人单位未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用人单位拒不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证明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七条 用人单位伪造、变造、谎报、瞒报、隐匿、故意毁灭从业人员名册、工资发放表、财务会计账册等资料，或者不设账册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对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处罚，并确定其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第四十八条 用人单位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用人单位或者个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履行基本养老保险法定职责的；
（二）未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存入财政专户的；
（三）克扣、挤占、挪用代发或者拒不按时支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四）丢失或者篡改缴费记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记录等社会保险数据、个人权益记录的；
（五）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其他行为。
第五十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财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一级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追回被挪用或者流失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对其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将基本养老保险费转入基金专户的；
（二）贪污、截留、隐匿、转移、侵占、挪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或者违规投资运营的；
（三）擅自减、免或者增加用人单位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
（四）擅自减少或者增加个人账户金额的；
（五）擅自减发或者增发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六）违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经营有关规定，造成基金损失的；
（七）其他违反基本养老保险法律、法规的行为。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财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有前款所列行为的，由有关部门追回被挪用或者流失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及违法所得，并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泄露用人单位和个人信息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给用人单位或者个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二条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基本养老保险金，并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用人单位或者其他当事人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从业人员是指获得一个月以上工资收入的劳动者、经营者，以及城镇灵活就业人员。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是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从业人员办理退休手续并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基本养老金时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乘以本人平均缴费工资指数。
第五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WTO环境下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研究
韦群林(法学硕士论文）
ABSTRACT
The study of reviewable administrative actions, or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long time been the disputes and debates of scholars as well as law practitioners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With China’s constitutional adoption of the essential state policy of “rule of law” in 1999 and her accession to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 the study of this topic has become a more heated one and enlargement of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s seems to be urgently necessary and unavoidable in China.
Beginning with the original meaning the concept “reviewable administrative actions”, or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has first discussed the essential value and func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s in China; then he has briefly mad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opic with reference to its equivalents in other states, which shows that the non-reviewable administrative actions in China , such as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ions”, “final administrative actions” and even “inner administrative actions” can well be reviewed since judicial supervision and review for administrative actions is only the natural conclus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state ruled of law”, and thus the detailed listing of “reviewable administrative actions” seems to be only unnecessary and misleading;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author made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stipulations in WTO Rules concerning judicial review, which require that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ions”, “final administrative actions” ,etc., shall fall in the jurisdiction of judicial review.
So the improvement and enlargement of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s in China is both unavoidable and clear: to make amendments to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to review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ions”, “final administrative actions” and “inner administrative actions”;to delete detailed listing of “reviewable administrative actions” and to establish the essential rule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hat any administrative actions shall be judicially reviewable unless the litigation is definitely forbidden by law and harmful to the principle of rule of law. Meanwhile administrative case law system can be adopted by China to clarify confusions related with the 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引 言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曰“可诉行政行为”（reviewable administrative actions），是行政诉讼中突出而重要的问题 。究其实质，乃是行政相对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行政主体侵犯、或得不到行政主体的依法保护而产生行政争议以后，能否真正得到司法救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关键；同时，又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包括行政作为和行政不作为）是否被切实有效地置于司法监督之下，从而确保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实现行政法治乃至“依法治国”目标的关键。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诸多问题，如受案范围过窄、在列举方式上对不同案件类型的划分及标准不统一等 。究其原因，乃是1989年4月4日颁布、1990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是当时时代和法律环境下的产物。在“民告官”还为新闻、行政诉讼尚未为人们普遍了解，思想、组织、人员、经验、理论研究等等准备都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行政诉讼的范围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限制。
随着行政诉讼法实施10多年以来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行政诉讼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原则的确立与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新的时代背景与法律环境，都要求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能囿于1989年颁布的、并不十分成熟的《行政诉讼法》的樊篱之中而裹足不前。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依法行政、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已是理论界和法律实践部门的共识。正是如此，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1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中，耐人寻味地用了“行政行为”一词，而未照搬《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词，恐怕并非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时用词的疏忽或不慎。上述看似疏忽与不慎的用词，恰恰折射出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上的扩大倾向与面对立法现实的无奈。因为根据我国目前最高审判机关的司法解释的权限，最高人民法院只有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对适用法律法规的具体问题作出解释的权力，而不能似英美判例法系国家那样“法官造法”，更不能以司法解释权侵夺国家的立法权。因此，诚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目前《行政诉讼法》的框架内,《若干问题的解释》无论怎么作扩大解释,都不能突破这一框架 。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法治国家的目标与实践和WTO的规则 都要求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突破1989年颁布的、并不十分成熟的《行政诉讼法》的樊篱做出实质性的扩大。为此，依据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原则，借鉴世界上法治化程度较高国家的成熟做法，从理论上研究WTO环境下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供行政诉讼立法与审判实践参考，就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其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可以说是不言而喻。
一、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涵义及我国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涵义与价值
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一语，学者或称之为“司法审查的范围（Scope of Judicial Review）” ；或“司法审查监督的范围” ；或“法院/受理机构的主管范围” 或“行政诉讼的范围” 等等，不一而足。其实尽管角度不同、用语各异，有关论点并无实质性的差异，所揭示的都是在法治环境当中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拥有的司法审查权限的大小；或者说，是行政相对人能够通过司法程序对造成自身不利益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救济资源的多寡。因此，本文当中，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一概念的涵义采用通常说法——“是指行政诉讼主管范围或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哪些行政行为拥有司法审查权，或者说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哪些行政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界限” ，而避免细枝末节的比较。因为，讨论一下该问题的价值，要比纠缠于一个理解上并无实质性差别的概念本身要有价值得多。
从前面学者的有关观点不难看出，所谓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实也就是行政诉讼的范围；换言之，离开了行政诉讼的受案，也就没有行政诉讼；要实现行政诉讼，则必然始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而终结于对所受行政诉讼案件的正确裁决。因此，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价值，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行政诉讼本身的价值所在。
那么，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一课题的研究，究竟有何价值？亦即行政诉讼的制度与实践能够满足何种需求、对我们究竟有何用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从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及时有效地行使诉权，保护其合法权益；有利于正确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使行政诉讼同时起到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作用；便于法院及时、正确的受案，减少和防止错误受案或相互推诿等等 审判实务操作层面上进行探讨。这种论述当然不错，但未能超越单纯的实务操作的研究框架，显得过于具体。
而谈到行政诉讼价值的专门研究，又有学者从“价值（value）”一词本身的内涵出发，在介绍、比较、分析和评价了控制行政权论、人权保障观念、平衡论、法治价值论、保障行政权免受司法法院干扰价值观点、效率价值观点、保权控权兼并论等等论说以后，得出了行政诉讼的价值为秩序、效率、公正、自由的结论（且秩序处于行政诉讼价值之首位，即秩序优于效率、效率优于公正、公正优于自由） ，赢得一些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 。笔者认为，“秩序、效率、公正、自由价值说”尽管总体上来说非常正确，但忽视了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遗留了现代法治理念成长的广袤的文化沙漠、目前宪法诉讼制度几无、行政权力一直膨胀过甚、行政诉讼应有的价值一直亟待真正有效实现的现状，偏离了行政诉讼的自身特点，令人感觉行政诉讼的价值似乎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甚至民商事仲裁等等并无任何质的差别。故和上面过于具体的论述相反，此种论述似乎有失之于抽象有余、揭示行政诉讼价值问题的本质与特点不足之嫌；并且，在一直强调秩序、行政效率本身并不低下，但自由、公正却往往被忽略甚至被排斥的我国，将秩序置于行政诉讼价值的首位，似乎显得有点南辕北辙、无视国情。
结合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遗留了现代法治理念成长的广袤的文化沙漠、目前宪法诉讼制度几无、行政权力一直膨胀过甚、行政诉讼应有的价值一直亟待真正有效实现的国情，直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原则已经确立与我国正式加入WTO、必须履行自己庄严的承诺和国际法义务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与法律环境，从国家守信、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人权保障等等高度考察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容易理解行政诉讼价值或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一问题的价值所在：
1、正确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切实兑现宪法所许诺的公民有关权利保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弥补宪法诉讼制度的空白、防止宪法公民权被架空、宪法成为一纸空文的关键；也是促进依法行政、深化法治的关键所在。
我国现行宪法 以整章的的内容、较前的顺序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平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自由权；人身自由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权）；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和获得赔偿权；社会经济权利（劳动、休息、物质帮助、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权）；文化教育权利（受教育权和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自由权）；妇女、儿童、婚姻、家庭和老人受国家保护权；华侨、归侨和侨眷的合法权益受国家保护权等等多方面的权利，足以使美国宪法几个修正案当中的对公民权利片言只语的描述 相形见拙；且随便翻阅一本国内的宪法学著作 ，均可见到有关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具有“广泛性”、“真实性”、“平等性”、“一致性”的断言。但是，现实告诉我们，我国宪法所作的美好设想在实际生活当中远非尽如人意。如宪法监督无力、宪法诉讼机制空白，劳动教养、 收容遣送、“双规双指”横行无忌，法律架空宪法 ，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甚至乡政府、村委会的“红头文件”公然（或秘密地，因为此类规定不少缺乏起码的“透明性”）蚕食宪法、法律。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远非三言两语可能表达；纠正这种状况，更非良好的行政诉讼制度与实践就能独木支厦。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就是宪政制度的核心和保证——依法行政工作未能有效、充分落实：不仅行政程序、制度、内容、理念上存在问题，更因为诸多行政行为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使得有权的行政机关、授权组织、受托组织和无权的其他组织（如证监会、公立高等学校、村民委员会、行业管理组织、消费者协会等等这类“准政府组织” ）都可“逍遥法外”、尽可放心大胆地实施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而不用担心司法审查。
通过正确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行政诉讼落实到实处，使得行政机关和其他组织的行政行为置于司法审查之下，通过司法程序支持依法行政、纠正违法及不当行政，可有效地促进依法行政，落实、保障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宪法诉讼空白、宪法监督无力所带来的法治上的巨大不足。
2、正确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扩大司法监督范围、保障法院司法独立、从司法角度实现“法治国”目标的关键。
“司法独立”也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 ，更是WTO规则对成员国的要求 。同样，“司法独立”在我国也是一个沉重而复杂的话题，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明，但原因之一就是司法审查制度不完善，与当年的法国司法过多干预行政的情形相反，抽象行政行为逍遥于司法监督之外，行政终局行为不受司法审查，内部行政行为不容司法置喙，就是连不少具体的行政行为引起的争议能否提起行政诉讼都要行政诉讼法乃至于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进行不厌其烦的列举，等等，造成我国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显得底气不足，力度不够。如此司法与行政分权的失衡，使得司法难以有效、充分地监督行政，“司法独立”也就难免大打折扣。故惟有通过正确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加强司法监督的力度，才可以让司法机关有独立的基础和力量，从而从司法角度实现“法治国”目标。
3、正确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我国履行包括加入WTO承诺及WTO协议在内的国家义务的必然要求。
我国自古以来乃是礼仪之邦，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一直倡导注重国际形象，信守国际义务，尤其是信守加入WTO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信守的各项国际义务。就涉及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中国应承担的义务而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当中的“司法审议”有着明文规定：“中国应设立或指定专门法庭和联络机构，并建立起有关程序，以便能及时审查一切在《1994关贸总协定》第10条第1款、《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条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相关条款中所提到的与执行法律、法规、司法判决及普遍适用的行政裁决有关的政府行为。拟设立的专门法庭应能处事公平，独立于负有行政使命的机构，并且与审查结果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关系。” 。而《1994关贸总协定》第10条第1款、《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条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相关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条款当中确立的审查范围要远远宽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因此，正确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我国履行包括加入WTO承诺及WTO协议的国家义务的必然要求。
4、正确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我国及时有效解决各种行政纷争，在法治、文明的框架内化解矛盾，实现社会的真正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有了国家，就有各种纷争，当然包括行政纷争。解决的行政办法自然很多，但粗粗划分下来，似乎又不外乎两大类：法治的手段（行政监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与非法治的手段（官场阴谋、权力租赁、非法武力甚至暴乱、起义等等）。
中国古代倡导忍耐与非讼，除了惩办小民百姓的刑事诉讼以外，连民事诉讼都极不发达，自然也就更无真正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可言。粗一看来，似乎许多为政不仁的行政行为给小民百姓带来的权利上的侵害也就被“忍”过去了、“和为贵”的目标仿佛不时在忍受当中得到实现。那么，是不是能够得出结论说明即使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零，行政争议照样可以解决，社会照样可以稳定和发展呢？其实不然。争议就是争议，不以一种方式解决，则必以另一种方式解决；此时不解决，彼时还是要解决。于是，小民百姓便在私力救济当中大显身手——轻则如韩非子所云“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重则就是以各种手段编织权力和势力之关系网，甚至于企图寻公平与正义于草莽之间，公然藐视、违反和破坏法律与现存秩序，造反起义不断，让“官”和“民”均付出比实践行政诉讼制度要不知大多少倍的惨痛代价，使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成了一句空话。当然，笔者绝无断言只要中国古代行政诉讼制度丰富完善，中国古代就一定动荡全无、战乱可免之意。但是，不难理解的是，如果有了丰富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来及时有效地解决行政纷争，则许多矛盾恐怕不至于激化到“国将不国”、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大前提下，在中国加入WTO、溶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以法治与人权为基调的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当中，如果能够抓住这一良好机遇，通过丰富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正确调整、确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行政行为引发的纠纷与争议引导到法治的手段（主要是行政诉讼）上来，尽量减少、避免非法治手段的救济方式和手段，则中国必能真正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在法治、文明的框架内化解极有可能激化的矛盾，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这正是正确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终极价值所在。
（二）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
从夏商周开始，至清末中国法制近代化 为止的古代中国，为奴隶主专政和封建主专政的专政政体。在君主专政政体下，专制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约束，更不受法律制裁；好皇帝、好官吏成了中国古代清平盛世的主要内容，即强调官吏执行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而不注意法律制度对官员执法行为的监督和约束 ；尽管也有监察机构，但主要反而是作为专制君主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 。故在古代中国尽管有《法经》这样的法律经典，有《唐六典》、《明会典》、《清会典》这样的封建行政法典，但在古代中国，连行政诉讼的思想和萌芽都根本没有，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一至少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的问题了。
1、近代中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
从法制史的角度而言，近代中国主要是1906年后的清末，至1949年中华民国终结为止。
1840年的鸦片战争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为中国的近代化，包括法制近代化创造了条件。经过“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尤其是从1902年2月清廷发布修律上谕，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开始，并经1905年12月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和1906年9月慈禧太后下诏“预备立宪” ，在沈家本主持的宪政编查馆的努力下，全面翻译、引进西方法律，修订了《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的法律及法律草案，从西方引进新型法律，推行司法独立、民刑分立，编纂独立的诉讼法典 ，中国法制近代化工作初步完成。
